王茂松
不计代价的“学徒”
1986年，两岸尚未解禁，二十出头的王茂松，已将目光投向了海峡对岸。他敏锐地嗅到了那片广阔市场下涌动的机遇，为此，不惜承担未知的风险，成为最早一批往返两岸“探路”的年轻人之一。
这种对风险的独特嗅觉，似乎与生俱来。去大陆之前，他刚从一个高薪职位上抽身，那时在车行卖雷诺汽车，一个月能赚五、六万台币，足以令同龄人艷羡。可是，当他看到，那些四、五十岁的前辈，依然在酒桌和展厅间，重复着日复一日的生活却户头空空时，他感到一阵恐惧，那不是他想要的人生。
恰好，他听闻一位自己仰慕的前辈，被同行挖脚，要去整顿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王茂松毛遂自荐，要求“无薪”跟随。
“我一毛钱都不要”，他对着那位错愕的前辈说，“我只想知道，一家公司岌岌可危，您怎么把它重整。学完这个，我就走。”
他像武侠小说里的武痴，花了半年时间，分文不取，去围观一场商业世界里最真实的“抢救现场”。在那个追逐成功的年代，王茂松偏爱凑到“失败”的跟前，仔细端详它的肌理。这种近乎怪诞的好奇心，让他找到一条非常规的学习途径。他相信，从麻烦与危机中，能学到书本上永远写不出来的知识。
兰州的五年熔炉
1991年，王茂松再次踏上大陆的土地。他先到香港，再去广州，接着转机赴兰州，坐的是一架苏联产的图154，摇摇晃晃地，降落在这个建在黄河河谷两侧的城市。
在兰州，他创立了自己的农副产品贸易公司，专门帮客户收购黑瓜子等农副产品。
那时候，大陆的农产品多是统货，质量良莠不齐。为了满足客户的质量需求，他又开了一家筛选加工厂。卖给他筛选设备的涂鲲耀，也是台湾人，见王茂松人品好，业务做得不错，一拍即合，1992年，在加工厂的基础之上，二人合伙成立了“正昌机械厂”，把涂在台湾的生产能力，转移一部分到了大陆。
创业之初，二人分工明确：精通技术的涂鲲耀，负责工厂的全面经营管理和技术工作，王茂松则继续打理自己的农副产品贸易。
然而，理想的蓝图，很快遭遇现实的挑战。由于两岸的经营环境、管理思维存在巨大差异，工厂的运营并不顺利，连续五年都未能实现盈利。
这五年，也成了王茂松人生的熔炉，将他身上属于年轻人的那种对“风险”的浪漫想象，烧得一干二净。
“没有经历过长期缺钱的人，可能不知道那种日子是怎么过的。”多年后，他回忆起那段岁月，语气沉重，“你一个月缺钱，只是烦恼30天。你一年缺钱，烦恼365天。但是很少人能够经历超过5年，每天一醒来，就得想，我今天还欠多少钱，我今天从哪里找钱，来补这个窟窿。”
“风险”，不再是教科书上那个能带来超额回报的迷人词汇。它变成了一种具体的、日复一日的、足以将任何乐观碾碎的折磨。他形容那种状态“不是人过的” “不得忧郁症、不发疯的话，没有几个人”。
面对持续亏损，二人调整经营方式，王茂松接管工厂的经营与管理，方便涂鲲耀将全部精力专注于他所擅长的技术研发与产品改良上。二人同心协力，开始学着“入乡随俗”，去理解这里的人文、风俗，以及生意场上那些潜藏在水面之下的规则。一步一步，终于将工厂带出泥潭，扭亏为盈。
“窄门”哲学
实际上，王茂松接手工厂管理后，没有寻找什么灵丹妙药，而是选择了一条最苦、最慢的路：打磨产品。他和涂鲲耀共同确立了以技术为核心的企业战略，将所有精力都倾注在质量提升上。他坚信，在任何市场，最终能立足的，只有过硬的产品本身。
这种坚守，在一个日本客户的订单上得到了验证。
东北一家绿豆加工厂，产品专供日本。日本人对豆芽出芽率的要求近乎变态：必须达到99%以上。豆芽比较“娇弱”，往往会因为一颗坏豆，可能在七天的孵化期里长出霉菌，而毁掉一整批货。这意味着，筛选出的每颗绿豆，其大小、饱满度，都必须像工业零件一样精准。
当时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昂贵的日本设备，每台售价超过50万人民币。而王茂松的正昌机械，经过几年的埋头苦干，竟然也能达到同等级别的精度，售价仅需16万。
消息传开，日本客户在采购合同里直接指定：要么用日本设备，要么用正昌。
这个案例，让王茂松彻底明确了正昌的生存之道：放弃广阔却泥沙俱下的低端市场，只走高端这条窄门。
“我从来没有关注市场占有率”他说，“我只关注高端市场。它的量最少，但是利润最高。”即便后来国内仿制品层出不穷，价格低到“比正昌的生产成本还低”，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定价，比同行贵30%甚至50%。
他的底气，来自对技术的偏执投入。他对研发部门的指令简单粗暴：“你只考虑时间（从研发到量产），不要给我考虑成本。”他甚至不让财务告诉他具体的研发开销，他怕自己知道了会心疼，会忍不住去干涉。“研发，你做了，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他说，“但是你不做，肯定死。”
他算过账，做低端产品，成本上毫无竞争优势。他曾去竞标一个项目，国家规定要审查企业缴纳社保的人数，“那么多招标的，只有我一家合格。”可是，作为外企，五险一金按实际工资交，一年就要150万。
他选择做好自己。他的机器能用20年，像丰田车一样，只要会保养，就用不坏。
那个曾经四处寻找风险的冒险家，在经历了五年的磨砺之后，学会了为自己建造一扇窄门，然后倾其所有，守住它。
幸存者的视野
从2000年到2015年，是正昌机械发展最好的十五年。王茂松动过扩张的念头，在兰州新区买了50亩地，准备大干一场。结果，开发商出了问题，700多万土地款投进去，项目却搁浅，至今仍在拉扯。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有时候，他会庆幸当时的“不幸”。他认为，如果新厂盖成，在今天这个市场环境下，光是每月五百万的开销，就足以让他倒下。那五年亏损留下的烙印，让他对固定成本和规模扩张抱持深深的警惕。
作为坚守兰州三十四年的老台商，他见证了大陆市场的巨大变迁。当被问及是否鼓励台湾年轻人来大陆创业时，他的回答充满了现实考量。
“以前的话，可能还有机会”，他指的是老一辈台商依靠信息差和初级加工就能获利的时代。而现在，“你说资金，大陆比台湾有钱的人，多如牛毛。你说技术，除了高端技术，大陆什么没有？你说市场，你会比他们更了解吗？”
他不是说大陆没机会，而是在强调，机会的形态已经变了。年轻人不能再简单地复制老一辈台商的成功路径，而是需要找到新的、更精细化的切入点。大陆市场已经从一片蓝海，变成了一个需要顶尖高手过招的竞技场。
三十多年过去，王茂松从一个不计代价的学徒，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保守派”。“不管做任何生意，还是保守一点。”他反复叮嘱，“不要太好高骛远，这是最重要的。”
“保守”，对他而言，并非悲观的退守，而是一种历经焠鍊后的智慧。它意味着，在任何时代，无论外界如何喧嚣，专注于自己脚下的路，将一件事，做到极致，本身就是一种最积极、最强大的力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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