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深秋的兰州，黄河水裹挟着冰凌撞击堤岸，发出沉闷的声响。陈敬之裹紧单薄的棉衣站在中山桥畔，望着远处兵工厂烟囱里升起的浓烟，指节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那半张泛黄的族谱。三个月前，日军在嘉义的“清乡”行动烧毁了他家世代居住的宅院，父亲临终前将族谱撕成两半，塞给他的那部分还沾着焦痕：“去大陆，找能让台湾回家的路。”
货轮在厦门港靠岸时，裤脚的甘蔗汁结晶还没褪尽。同舱的二十多个台湾青年里，教过书的林先生总在油灯下默写《马关条约》原文，铁匠阿福则把淬过火的铁片磨成小刀，说要“给鬼子放血”。
兰州兵工厂的锻炉前，陈敬之第一次握住老马递来的铁锤。这位满脸风霜的甘肃汉子总在歇工时塞给他烤洋芋，粗糙的手掌裹着他的手比划：“你看这铁，得烧到通红再淬冷水，就像咱中国人的骨头。”车间里，台湾传来的“水淬法”和西北的“油淬技艺”在叮当声中交融，那些刻着“复台”字样的刺刀经两人之手，每月能多产出三十把。老马常对着刺刀出神：“俺娃在中条山用的，要是有这么好的家伙...”话没说完就猛灌一口烈酒。
1941年春，陈敬之在伤兵医院的走廊撞见苏秀兰时，她正用闽南语哼唱《高山青》。这位台湾义勇队的护士背包里，台湾草药图谱和甘肃老中医的手绘当归图重叠在一起。“你看这玉山柴胡，”她指着图谱上的叶片脉络，“和祁连山黄芪的纹路多像，都是治肺痨的良药。”后来他才知道，苏秀兰的哥哥在雾社事件中牺牲，她带着全家人的嘱托跨过海峡，药箱里始终装着一小包阿里山的泥土。
日本投降那天的阳光格外刺眼。陈敬之在兰州师范学校的黑板上画台湾地图，粉笔突然“啪”地断裂时，报童的呼喊正撞碎窗玻璃：“台湾光复了！”他冲到操场时，正见老马举着酒葫芦狂奔而来，浑浊的泪水在沟壑纵横的脸上冲刷出两道亮痕：“敬之！这天下，本就是一家的天下！”那天傍晚，他俩把兵工厂最后一批刺刀熔铸成口大钟，钟声在黄河峡谷里回荡了整整一夜。
1987年深秋，兰州大学门口的梧桐叶落了满地。陈敬之接起陌生电话，对方带着浓重的闽南语口音：“是陈敬之先生吗？我是嘉义邮局的，有您的挂号信，寄信人...只写了‘马’。”
拆开牛皮信封时，他的手指止不住颤抖。半张族谱从褪色的油布中滑出，焦黑的边缘与他贴身收藏的那半严丝合缝。附信的字迹歪歪扭扭：“家父是马姓军人，从大陆带回这物件，说要交还台湾陈姓亲人。他临终前说，当年在日军仓库捡到它时，上面还沾着泥土...”
去年，他的孙子在定西马铃薯基地开直播，镜头里台湾女博士正和甘肃老农讨论品种改良。那博士是苏秀兰的孙女，带来的阿里山草药种子，已在祁连山脚下发了芽。陈敬之摸着拼完整的族谱，忽然明白父亲那句话——根扎得深，两岸的枝丫总会连在一起。
如今黄河边的长椅上，九旬高龄的陈敬之总对着往来的研学团微笑。台湾青年展示的阿里山明信片上，云海翻涌的模样像极了他初见黄河时的浪涛；甘肃姑娘递出的敦煌壁画复刻品里，飞天的飘带与记忆中苏秀兰的头巾重叠。夕阳照在胸前的玉佩上，“山河同脉”四个字泛着温润的光——这是1945年光复日，老马用祖传羊脂玉照着他带来的台湾玉雕琢的，玉料虽不同，纹路却早已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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