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敬之发现父亲床头的座钟停了时,窗外的梧桐正落着今年最后一批叶子。秋阳把叶脉染成透亮的金黄,一片接一片飘在窗台上,像铺了层碎金。铜质钟摆悬在半空,纹丝不动,倒像是被冻住的念想,连钟面玻璃上“1942年制”的刻痕,都在渐沉的暮色里泛着淡青的光,透着股岁月的凉。
父亲陈守义卧病半月,话少得很,大多时候只是睁着眼望天花板,浑浊的眸子里辨不出情绪。此刻他却忽然偏过头,枯瘦的手指颤巍巍指着座钟,喉间发出细碎的“嗬嗬”声,像是有什么要紧事卡在喉咙里。陈敬之连忙俯下身,将耳朵凑到父亲嘴边,老人突然用尽全力抓住他的手腕,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力道大得不像个连翻身都要靠人扶的垂危之人:“开……钟底……快……”
这台座钟是父亲从台湾带回的老物件,算起来已有四十个年头。那年父亲作为民盟联络人赴台参与两岸文化交流,回来时行李箱里没带什么稀罕玩意儿,只有这台沉甸甸的座钟,还有一沓用蓝布包着的泛黄手稿。母亲在世时总念叨,这钟走得比别家的慢,每天要比日历上的时间少走十分钟,可父亲却宝贝得紧,从不让旁人碰。每天清晨天刚亮,他就会坐在床头,戴着老花镜,小心翼翼给钟上弦,金属齿轮转动的“咔嗒”声,是陈敬之童年记忆里最规律的晨曲。有次陈敬之问父亲,钟走慢了为啥不调,父亲只是摸着钟面笑,说走慢了才好,能多留些念想在里头。
陈敬之找来螺丝刀,蹲在床头小心撬动钟底的木板。木头早已被岁月浸得发脆,螺丝刀刚碰到缝隙,就有细碎的木屑簌簌落下,落在父亲盖的蓝布被面上,像撒了把细沙。忽然,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牛皮纸从缝隙里掉出来,落在手背上,带着股陈旧的纸张特有的霉味,纸角还泛着焦黑的痕迹,像是被火燎过,边缘卷得厉害,一看就藏了许多年。
他屏住呼吸展开牛皮纸,信纸已经发脆,稍一用力就怕扯破。上面是用蓝黑墨水写的字,字迹娟秀,带着江南女子的温婉,末尾落款是“阿芷”,日期是一九四五年秋——那是1945年,是抗战胜利、台湾光复的年份。
“敬之吾弟,见字如面。前日听闻你随民盟友人赴大陆筹备战后重建,临行前劝我同往,说要带我去看黄河的春汛,去看北平的胡同,我却终究没敢应。你知道的,家中老屋遭日军轰炸时,父亲把我藏在地窖里,他自己抱着药箱冲出去救伤员,再回来时,身上的白褂子都被血染红了……如今台湾光复了,我守着父亲留下的‘林记药铺’,每天配药、抓药,听往来的乡亲说大陆的事,总想起你说的‘两岸同根,血脉难断’,可又怕这海峡太深,一脚踏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你托人带给我的那台座钟,是父亲当年在台北给我买的十六岁生辰礼,钟摆‘滴答’响的时候,我总以为是你在巷口喊我‘阿芷姐’。前几日整理父亲的账本,翻出你送我的那支钢笔,笔帽上刻的‘敬之赠阿芷’还清晰得很,我握着笔想给你写封信,却不知该寄往何处。若你有朝一日能见到这封信,便知我终究是没敢迈出那一步,终究是没能陪你去看一眼大陆的春天……”
信写到这里,字迹忽然潦草起来,墨水晕开了好几处,像是写信人握笔的手在发抖。末尾几行字被水渍浸得模糊,只能勉强辨认出:“昨日见日军残兵在巷尾纵火,火舌舔着药铺的木门时,我抱着父亲留下的账本躲在后门,火光里竟看见你送我的那支钢笔,它从柜台滚出来,在火里亮着一点银光。那一刻我忽然想,若有来生,我定要跟你去看看黄河,看看你说的,能滋养出万亩麦田的大河,看看两岸的春天,是不是真的一样暖……”
陈敬之的手开始剧烈发抖,信纸在指尖褶皱起来。他想起小时候,每到清明,父亲总会在餐桌旁多摆一把椅子,倒上一杯米酒,对着空椅子轻声说“阿芷姐,尝尝今年的新酒”。有次他趁父亲不在家,偷偷翻父亲那沓手稿,见里面记着“台湾义勇队医疗队”的故事,记着“台南女子林芷,善医伤,曾冒死穿越日军封锁线,为我军送急需药品”,当时他只当是父亲搜集的抗战史料,还缠着父亲讲阿芷姐的故事,可父亲只是摸摸他的头,说“都是过去的事了”。如今握着这封信,他才懂,那些铅字里藏着怎样的生死离别,父亲守着这座慢钟,守的又是什么。
“咳……咳……”父亲的咳嗽声突然打断了他的思绪,陈敬之连忙将信叠好塞进衣兜,转身去扶父亲。俯身时,他看见父亲眼角滚下一滴泪,泪珠顺着皱纹滑下来,落在枕头上,晕开一小片湿痕。“阿芷……她的药铺……在台南……中西区……”老人的声音越来越轻,气若游丝,“我找了四十年……去了三次台南……都没找到……”
陈敬之握紧父亲枯瘦的手,喉头像被什么堵住,眼泪砸在父亲的手背上:“爸,我去找。我带着这封信,带着这座钟,去台南找阿芷姐的药铺,一定找到。”
父亲的眼睛慢慢闭上,嘴角却轻轻扬了一下,像是松了口气。就在这时,床头的座钟忽然“咔嗒”响了一声,悬了许久的钟摆竟慢慢晃了起来,“滴答,滴答”,清脆的钟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散开,像是跨越了八十年的应答,将秋夜的寒凉,都揉成了温软的念想。
三个月后,陈敬之站在台南中西区的老街巷里。早春的雨刚停,青石板路泛着湿润的光,路边的凤凰木刚冒出新芽,嫩红的叶子缀在枝头,透着生机。他抱着那台座钟,钟摆还在“滴答”走着,比寻常的钟慢了十分钟,却走得格外稳。转过一个街角,他忽然看见一家老药铺,木质门楣上挂着“林记药行”的木牌,牌上的漆虽已斑驳,却和父亲手稿里画的药铺一模一样——门楣两侧刻着“悬壶济世”的小木牌,窗户是方格的,还挂着半截蓝布帘。
陈敬之深吸一口气,抱着座钟走进药铺。柜台后的老人正低头抓药,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他怀里的座钟时,手里的戥子“当啷”一声掉在柜台上,眼睛瞬间红了:“这钟……这钟是我祖母的。”
老人名叫林思远,是阿芷姐的孙子。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皮盒,盒子上印着旧中国时期的广告画,打开来,里面躺着一支钢笔——笔帽上刻着“敬之赠阿芷”,笔身虽有些锈迹,却依旧完好,连笔夹都还闪着微光。“祖母临终前握着我的手说,当年有个大陆来的青年,总在药铺外的桂树下等她,说要带她去看黄河的春汛,去看北平的胡同。她没敢跟他走,却把这支钢笔藏了一辈子,说等有一天,要还给陈家的人。”
陈敬之从衣兜掏出那封信,双手递过去。林思远展开信纸,指尖轻轻拂过“阿芷”的落款,忽然笑了,眼泪却顺着脸颊往下掉:“原来他们早就见过。祖母说,一九四五年的秋天,药铺门口的桂花开得特别好,满巷都是香味。有个穿长衫的青年站在桂树下,手里抱着台座钟,说他叫陈守义,是民盟的人,刚从大陆来,要带她去看大陆的春天。”
座钟放在柜台上,钟摆轻轻晃着,“滴答,滴答”,声响和八十年前在台南药铺里的一模一样。陈敬之看着窗外的阳光落在信纸上,把字迹照得格外清晰,忽然明白父亲为什么总说钟走得慢——有些念想,走得慢些,才能跨越海峡的风浪,才能在岁月里,等到一场迟到却从未缺席的重逢。
离开药铺时,林思远把钢笔递给陈敬之:“带回去吧,让它和座钟在一起。祖母说,春天到了,黄河的冰就化了,河水会带着两岸的暖意流,他们总会在春天里见面的。”
陈敬之抱着座钟,手里握着钢笔,走在台南的春光里。风里带着桂花的香——是早桂开了,细碎的花瓣落在他的肩头。他仿佛看见,八十年前的秋天,穿长衫的青年站在桂树下,对着药铺里的姑娘微笑,姑娘手里握着那支钢笔,笔尖刚蘸了墨水,正要在信纸上写下“敬之吾弟”;而此刻,台南的春光里,座钟的“滴答”声与钢笔的微光交织,跨越了八十年的岁月,将两岸的牵挂,都揉进了这温暖的春天里。
回到大陆的那天,陈敬之带着座钟和钢笔去了黄河边。早春的黄河水刚解冻,泛着浑黄的浪,朝着远方流去。他把座钟放在岸边的石头上,钟摆依旧“滴答”走着,慢了十分钟,却格外坚定。风掠过河面,带着水汽,像是阿芷姐的声音,又像是父亲的叮嘱。陈敬之握紧手里的钢笔,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笑容——原来有些约定,不管隔了多少年,不管隔了多宽的海峡,总会在春天里,开出最美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