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关键历史节点，无数先辈在拯救民族存亡的伟大斗争过程中缔造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抗战精神。广大台湾同胞在 1895 年《马关条约》签署后就落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4 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今天，如何让和平时代的青年，铭记历史、自觉担当使命、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则是青年工作之重。本研究立足民族复兴历史语境，旨在阐明抗战精神作为驱动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核心精神动力的历史价值，并论证新时代青 年作为其传承主体与实践先锋在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中的关键作用与历史进路，系统解构其当代赓续路径。着重从以下四个维度展开：阐释抗战精神的核心内涵、时代价值及其作为民族精神谱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永续传承逻辑；聚焦台湾同胞在全民族抗战中的历史壮举，确证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两岸命运与共的历史确证；深入剖 析全民族抗战所彰显的空前团结伟力，提炼其精神内核——同仇敌忾的民族凝聚力、坚韧不屈的抗争意志与共赴国难的集体主义精神；立足新时代青年的历史方位与主体性建构，探讨青年群体如何通过深化 历史认知、强化价值认同、践行行动自觉，主动赓续抗战精神内核，将个体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宏图，在勇担民族复兴使命中实现价值升华。

关键词：抗战精神；民族复兴；祖国统一

一、抗战精神的内涵阐释和时代价值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持续时间之长、牺牲之巨、贡献之大、影响之远是中外历史所罕见的。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抗战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在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淬炼出的精神结晶。这一精神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动力，更在历史长河中升华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重要支柱，具有超越时空的时代价值与永恒生命力。2014 年 9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对抗战精神进行系统全面的阐释，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总书记对于抗战精神系统全面的论述深刻有助于我们从精神层面更加深刻理解抗战历史，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定“四个自信”，进一步凝聚民族力量，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是抗战精神中最根本、最核心的内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主义是每一位中国儿女内心最深处的精神内核。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际，每一位中华儿女都义无反顾的参与到保卫祖国的的实际行动中，发出“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号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到的:“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民族存亡之际，中华儿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坚固的钢铁长城，用实际行动谱写出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史诗，彰显了强烈国家认同和共同命运意识。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是抗战精神中最悲壮、最激昂的乐章。“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舍生取义的崇高生死关早已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民族精神之中，在这场全民族的抗战中，誓死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强烈意志促使中华儿女众志成城， 以血肉之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血与火的洗礼中，涌现出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既展现出中国人民对侵略者最坚定的抗争，也是彰显了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最深沉的忠诚。它穿越岁月长河，成为支撑民族不倒的精神脊梁。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是抗日战争中最具刚烈和冲击力的一环，体现了中国人民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的顽强意志。面对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展开的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屠杀、对中国物质财富进行的疯狂掠夺和破坏，最中国文化遗产进行的骇人听闻的摧残与毁灭。中国人民展现出誓死不屈、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正如毛主席所言,“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 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全体中国军民自始至终、胜不骄败不馁的英勇抵抗精神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基因血脉，成为我们我们不懈奋斗、永不屈服的力量源泉。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是抗战精神最顽强、最持久的信仰支撑。面对国土沦陷、民生凋敝、装备落后、敌强我弱的艰苦境地， 中国人民没有被这些巨大的困难压到、没有被侵略者的气焰吓倒、没有因一时的失败退缩，而是深刻认识到“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斗的长过程”[]，从而展现出无比的韧性与信念，因此有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顽强意志，最终战胜困难，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必胜信念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依然熠熠生辉，激励着中华民族继续砥砺前行。

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在坚持长期抗战并赢得最后胜利过程中的精神支柱。中国人们在抗战中所展现出的坚定信念、英勇奋斗和团结协作的精神特质，至今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二、台湾同胞抗战的历史进程与民族精神彰显

台湾同胞的抗战历程是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自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同胞始终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回归祖国怀抱”为核心目标，通过自发抗争、组织化斗争、文化坚守等多种形式，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民族抗争篇章，其壮举与历史明证深刻印证了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命运与共”的民族共同体本质。

（一）台湾地区抗战历程

1895 年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台湾同胞以零散却坚韧的方式展开反殖民斗争，成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精神的早期实践。这一阶段的抗争以“维护民族尊严、抵制殖民压迫”为核心，凸显“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1930 年爆发的雾社事件是台湾少数民族抗战的标志性事件。泰雅同胞为反抗日本强制劳役、文化同化与土地掠夺，聚众袭击日本殖民者据点，以传统刀具、弓箭对抗装备精良的日军。尽管最终因力量悬殊失败，但“其抗争过程展现出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的品格，成为台湾同胞早期反殖民斗争的精神象征”。

1937 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从自发反抗转向有组织的武装行动与反殖民抵抗。1937 年 11 月至 1938 年 3 月，台湾宜兰等地数千名矿工因不堪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压榨与战争征调，发起大规模武装暴动。矿工们“袭击当地警察，焚毁日军弹药库， 夺取武器”，在与日军激战后退入阿里山坚持抗战，形成武装割据的抗日据点。《新华日报》于 1938 年 1 月 19 日以《台湾工人抗日》为题，详细报道了这一壮举的细节，明确指出台胞的武装反抗是“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延伸”，为全民族抗战注入了来自殖民统治腹地的力量。

1939 年后，散居大陆的台湾同胞在中共支持下组建正规抗日组织，以“政治斗争、医疗救助、生产报国、宣传动员”多维协同的方式，深度参与全民族抗战，其中“台湾义勇队”与“台湾少年团”的行动最具代表性。1939 年 2月，台胞李友邦在中共浙江省委的帮助与支持下， 于浙江金华召集散居大陆的台胞，成立“台湾义勇队”。该队伍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宗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唯一一支由居留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组成的、具有正规军编制且直接参与祖国抗日战争的队伍[]”，其活动范围以浙江为中心，辐射东南各省。与常规抗战部队不同，“台湾义勇队”充分发挥台胞精通日语的优势，在前线与沦陷区开展对敌政治斗争：他们编写反战传单、录制日语广播，向日军士兵宣传反战思想，揭露日本侵略本质。1942 年浙赣会战期间，义勇队在金华战役中成功劝降日军 7 人，缴获步枪 13 支，开创了“以语言优势瓦解敌军”的独特抗战模式。

在后方支援层面，“台湾义勇队”积极践行“生产报国”理念：在金华创办制药社，协助建立樟脑厂，生产的急救包、疟疾丸、樟脑油等药品与物资“多数直接送往抗日前线”，缓解了抗战前线医疗物资匮乏的困境。同时，义勇队还注重医疗救助，1939 年 3 月即在金华酒坊巷 84 号开设医疗所，无偿为军民提供医疗服务，该医疗所后来发展为声名远扬的“台湾医院”。“台湾医生”凭借精湛医术与高尚医德，赢得当地百姓广泛赞誉，成为“两岸同胞共抗外敌、守望相助”的生动见证。

为培养台湾解放事业的接班人，李友邦等人在组建“台湾义勇队”的同时，于 1939 年 1 月成立“台湾少年团”。首批团员为 6 名台胞儿童， 后发展至百余人。少年团以“演讲、唱歌、舞蹈以及街头剧”为主要形式，在前线及东南省份巡回宣传抗战思想。其演唱的抗日歌曲《河边草》中“恨不得牛羊当战马，长鞭变刀枪。号角吹起进行曲，驱逐日寇回故乡”的歌词，既传递了台胞对故乡的思念，更激发了军民的抗日斗志。正如“台湾少年团”团员曾东升回忆，他们的行动旨在“告诉民众台湾人参加祖国抗战的意义，发动鼓动大家尽所能参加抗战工作”，而少年团指导员黄中一也提到“反响好极了，都鼓掌，因为我们是台湾小朋友”——这种以少年群体为载体的宣传动员，不仅强化了两岸同胞的民族认同，更为抗战注入了持久的精神力量。

（二）台湾同胞抗战中的精神品格

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推行“皇民化”运动，试图从文化与身份认同层面割裂台湾与大陆的联结，台湾同胞则以隐性抗争坚守中华文化认同，构成抗战精神“民族气节”的重要维度。在教育领域，台湾同胞抵制日本奴化教育，坚持以私塾传授《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 保留春节、端午等传统节庆，甚至以闽南语创作诗歌控诉殖民压迫， 如诗人赖和在《觉悟下的牺牲》中以“我们是中国人，怎能忘祖宗” 的直白表述，传递对中华文化的坚守。在日常生活层面，台湾同胞拒绝改用日本姓氏、抵制日语强制普及，即便在日军严密监控下，仍通过家族祭祀、民间戏曲等形式保留中华文化基因，这种“非暴力却坚定的文化反抗，是中华民族‘贫贱不能移’民族气节在台湾地区的具象化”，为台湾回归后的文化认同延续奠定了基础。从 “文化认同的稳定性”理论审视，台湾同胞在“皇民化” 运动中的精神品格， 本质是“原生文化认同对外部文化霸权的抵御”。文化认同作为民族共同体存续的核心纽带，具有“稳定性、传承性” 的特质 —— 即便殖民当局通过政治权力强制推行 “皇民化”，但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的原生认同，仍能通过教育抗争、日常坚守、集体认同等形式存续。这种精神品格的价值不仅在于挫败了日本的文化殖民企图，更印证了 “文化认同是民族共同体存续的根本”。

（三）台湾地区回归的必然逻辑

台湾同胞的抗战壮举最终得到国际法理与历史事实的双重确认。1943 年 11 月，中、美、英三国召开开罗会议，明确《开罗宣言》核心条款“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无条件归还中国”，这一条款从国际层面固化了台湾的中国领土属性，成为台湾光复的法理基石。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依据《开罗宣言》及后续《波茨坦公告》，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回归中国，台湾义勇队队员、少年团团员多数返回台湾参与战后重建,“结束了长达 50 年的日本殖民统治”。

台湾光复不仅是台湾同胞抗战的终点，更是两岸协同抗战的成果明证——从雾社事件的民族抗争，到“台湾义勇队”的组织化斗争，再到文化层面的身份坚守，台湾同胞的每一次抗争都与大陆抗战同频共振，[]深刻印证“台湾抗战是全民族抗战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抗战精神》一书中所强调，“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典范，台湾回归正是这一典范的重要组成”，它不仅是历史事实，更是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的精神象征。

三、伟大抗战精神内核支撑祖国完全统一实践

伟大抗战精神是在民族危亡境况下形成的民族精神聚合体，展现出来的团结伟力精神内核源自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审视，这种团结伟力的精神内核， 体现为同仇敌忾的民族凝聚力、坚韧不屈的抗争意志与共赴国难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有机统一，而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在其中的协同互动，更凸显了“两岸一家亲”的历史必然性与民族整体性，为团结伟力的形成提供了不可分割的理论支撑。

（一）同仇敌忾的民族凝聚力，支撑祖国完全统一

民族凝聚力的本质，是“特定民族共同体在共同历史记忆、共同价值追求与共同生存危机驱动下，形成的内在聚合力量”，其核心在于共同体意识的觉醒与强化。全民族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威胁大陆的民族生存，更直接冲击台湾的民族主体性——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共享“中华民族” 的历史认同与文化归属，这种先天的共同体属性，使二者在“救亡图存”的历史命题下形成了天然的利益契合与精神共鸣。

从理论逻辑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建，为两岸同胞凝聚力的释放提供了制度性理论框架。这一统一战线打破了地域界限对民族力量的分割，将台湾同胞的抗日诉求纳入全民族抗战的整体叙事中，使“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与“争取民族独立”形成理论同构。台湾同胞对殖民压迫的反抗，本质是全民族抗战的有机组成部分；大陆同胞对日本侵略的抵御，也必然包含着恢复台湾民族主体性的历史使命。这种基于民族整体性的理论认知，消解了地域差异可能产生的精神隔阂， 使两岸同胞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认知下，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不仅是地域层面的联合，更是民族本质认同的理论实践，为团结伟力奠定了坚实的共同体基础。

（二）坚韧不屈的抗争意志，支撑祖国完全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抗争意志作为“民族在生存危机中形成的精神特质，是历史自觉与生存本能的辩证统一”，其核心在于对民族前途与历史使命的理论认知。全民族抗战中，两岸同胞的抗争意志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基于共同历史命运形成的精神同构——大陆同胞的抗争，是对“中华民族独立”历史使命的践行；台湾同胞的抗争，是对“回归民族大家庭”历史自觉的坚守，二者在理论逻辑上同属“反抗外来侵略、维护民族整体性”的范畴。

从理论内涵看，坚韧不屈的抗争意志体现为“对民族生存权的坚决捍卫”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大陆同胞在抗战中展现的意志，源于对“帝国主义必然失败、民族解放必然胜利”的理论认知，这种认知支撑着其在长期艰难处境中保持抗争的持续性；台湾同胞的抗争意志，则源于对“殖民统治终将终结、民族统一终将实现” 的历史规律的信仰，这种信仰使其在殖民压迫下始终保持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归属。二者的抗争意志虽在具体语境中表现形式不同，但在理论本质上均是“民族历史自觉”的外化，这种精神同构使两岸同胞的抗争形成相互呼应、相互支撑的理论格局，为团结伟力提供了持续的精神动力。

（三）共赴国难的集体主义精神，支撑祖国完全统一

共赴国难的集体主义精神，其理论内核是“在民族利益与局部利益、整体目标与个体诉求的关系中，坚持民族利益至上、整体目标优先的价值原则”，这一原则在全民族抗战中，体现为两岸同胞价值选择的逻辑统一。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理论强调“个人与集体的辩证关系——集体是个人实现价值的前提，个人价值的实现必须融入集体目标”，这一理论在两岸同胞的抗战实践中，转化为“以民族解放为核心的集体价值共识”。

从理论维度分析，台湾同胞的集体行动与大陆同胞的集体行动， 共享同一价值逻辑：二者均以“牺牲局部利益、服务民族整体利益” 为价值导向，将个人命运、地域发展与民族前途紧密结合。大陆同胞通过“服从抗战大局、整合社会资源”的集体行动，构建全民族抗战的整体体系；台湾同胞则通过“反抗殖民统治、呼应大陆抗战”的集体选择，践行民族整体利益优先的价值原则。这种价值选择的逻辑统一，本质是“两岸一家亲”在集体主义层面的理论体现.无论地域差异如何，两岸同胞作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其价值追求始终与民族整体利益高度一致，这种一致性为团结伟力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引领。

综上，全民族抗战中团结伟力的精神内核，从理论层面看，是两岸同胞在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自觉与集体主义价值原则下形成的精神聚合。同仇敌忾的民族凝聚力彰显了两岸共同体的本质，坚韧不屈的抗争意志体现了两岸历史自觉的同构，共赴国难的集体主义精神则印证了两岸价值选择的统一。这一理论逻辑不仅揭示了全民族抗战团结伟力的深层本质，更从历史维度夯实了“两岸一家亲”的理论根基， 为新时代以团结精神推进民族复兴、引导青年形成正确两岸观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时代新人的历史担当

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青年群体作为“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其历史方位与主体性建构既承载着赓续红色基因的使命，也肩负着破解时代课题的重任。抗战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其所蕴含的爱国主义情怀、团结奋斗底色、不怕牺牲品格与追求胜利信念，为新时代青年锚定价值坐标、明晰行动方向提供了精神滋养。立足青年主体性建构的逻辑维度， 需通过深化历史认知筑牢思想根基、强化价值认同凝聚精神共识、践行行动自觉实现价值转化，推动青年将个体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宏图， 在勇担民族复兴使命中完成自我价值升华。

（一）筑牢赓续抗战精神的思想根基

历史认知是精神赓续的前提，唯有准确把握抗战历史的本质与规律，青年才能真正理解抗战精神的生成逻辑与时代价值。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角出发，历史认知并非对史实的简单罗列，而是对历史本质、历史规律与历史价值的理性把握。新时代青年成长于信息多元化环境，碎片化的历史叙事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潜在影响，易导致其对抗战历史的认知出现偏差。因此，深化历史认知需构建“史实—逻辑—价值”三维认知体系：其一，以系统性历史教育夯实史实基础，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红色文化研学实践等载体，引导青年全面掌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进程与胜利成果，明晰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理解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与海外侨胞在抗战中的重要贡献，破除“历史碎片化”认知误区；其二，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法把握历史逻辑，帮助青年认识到抗战胜利是中国人民在正确理论指导、先进政党领导与广泛民族团结下取得的必然结果， 揭示抗战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统一性；其三，以历史价值阐释强化认知深度，结合新时代民族复兴实践，阐释抗战精神对破解当前国际环境复杂挑战、应对国内改革发展难题的现实意义，使青年在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中深化对“中国道路”的认同。历史认知的深度决定着精神传承的效度，只有让青年在历史语境中理解精神生成的必然性， 才能使其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传承”。

（二）凝聚赓续抗战精神的精神共识

价值认同是精神赓续的核心，只有将抗战精神的价值内核转化为青年的内在价值追求，才能实现精神传承的长效性。抗战精神的价值内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爱国主义是抗战精神的灵魂，与“爱国”的价值准则相呼应；团结奋斗是抗战精神的精髓， 与“和谐”“敬业”的价值要求相贯通；不怕牺牲、追求胜利的品格， 与“富强”“文明”的价值目标相契合。强化青年对抗战精神的价值认同，需遵循“情感共鸣—理性认同—价值内化”的转化路径：首先， 以红色文化载体激发情感共鸣，通过抗战主题纪念馆、红色影视、英雄事迹宣讲等沉浸式教育形式，让青年在情感体验中感受抗战先辈的家国情怀，形成对爱国精神的情感认同；其次，以理论阐释深化理性认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解析抗战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联，说明其在新时代涵养公民道德、培育民族精神中的重要作用，引导青年从理性层面接受抗战精神的价值内核；最后，以价值引领推动内化转化，将抗战精神融入青年日常道德实践，通过评选“青年榜样”“志愿标兵”等活动，让青年在价值践行中强化对爱国、团结、奋斗等价值理念的认同，实现抗战精神从“认知层面”到“价值层面”的转化。

（三）实现赓续抗战精神的价值升华

行动自觉是精神赓续的落脚点，只有将对抗战精神的认知与认同 转化为具体行动，青年才能在勇担民族复兴使命中实现自我价值升华。新时代赋予青年的使命，既包括在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社会建设等领域的担当，也包括在应对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利益中的责任。践行行动自觉需聚焦三个维度：其一，在学业与专业领域践行奋斗精神， 抗战精神中的“不怕牺牲、追求胜利”品格，在新时代体现为青年对学业的刻苦钻研、对专业的精益求精，青年应立足所学领域，以“强国有我”的担当攻克学术难题、提升专业能力，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产业转型升级贡献智慧；其二，在社会实践领域践行团结精神，借鉴全民族抗战中的团结伟力，青年应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在团队协作中传承团结奋斗精神，以集体力量解决社会问题，推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格局；其三，在国家需要领域践行担当精神，面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与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青年应主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边疆建设、国防事业、关键行业等领域勇挑重担，以实际行动诠释“爱国”的深刻内涵，将个体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紧密结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新时代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这种志气、骨气、底气的培育，正是抗战精神在新时代青年行动自觉中的具体体现，也是青年实现价值升华的必由之路。

综上，新时代青年赓续抗战精神、勇担复兴使命，需以历史认知为基础、价值认同为核心、行动自觉为关键，通过主体性建构实现精神传承与使命担当的统一。唯有如此，青年才能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既成为抗战精神的坚定传承者，也成为复兴使命的积极践行者，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青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