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缅怀先烈，铭记历史，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我国举行了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
抗日战争，是一段波澜壮阔、刻骨铭心的历史。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了长达十四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战。在这十四年里，无数的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英雄赞歌。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的胜利，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我们看到了无数的英雄壮举，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党派信仰，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正是这种团结一心的精神，让我们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领导者张澜先生，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蹂躏中华大地的那些风雨如晦的艰难岁月里，胸怀家国的他毅然决然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去，为赴国难，奔走呼号，身扛重任，做出了艰辛努力和重要贡献。
张澜（1872—1955)，四川南充人，字方表，故后来人们以“表老”尊称之。张澜先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我国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他奔走呼号，促成川军出省抗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三个月之内，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东北三省。张澜当时以满怀深沉的爱国之情和对国土沦陷的悲愤，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抗战爆发，他利用自身的影响，奔走呼号，竭力敦促刘湘、邓锡侯、李家钰、宋哲元等川军将领率军出川抗战。最初，在由张澜担任主任的“省抗”的组织下，四川各界民众3000余人，在少城公园隆重举行“欢送出川抗战将士大会”，为首批出川抗战的川军将士壮行。会后，首批出川部队驰援上海、戍守南京，留下了一系列视死如归、御敌救国的壮烈史篇。
其中最典型的是对刘湘的争取工作，刘湘曾是张澜的旧属并和张澜交情颇深，因此其抗战主张深受张澜的影响，刘湘在战略问题上经常征求张澜的意见，张澜总是多方劝说其应在为国为民方面多作贡献。1937年10月15日刘湘被委任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当即托着病躯率领川军出川抗日，1938年1月在汉口辞世之前他留下了那句时至今日依旧令人震聋发聩的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中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他积极斡旋，力促各方共同抗敌。1933年4月张澜以考察教育与实业为名，组团联络南方各省的军政实力派，把川内团结抗战的呼声带往各地。1936年冬，由于张澜的积极建议，刘湘派代表张斯可赴广西，于1937年春夏签订了《川桂红协议》，协议各方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8 年11 月21 日，张澜与梁漱溟应南充地方人士之请，在南充职业中学作报告时说“全国上下，不分党派，共同救亡，除汉奸外，凡中国人都应起来负起抗战建国的责任”。1939年9月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澜说“要相信民众的伟大力量，要大胆的积极的开展民众运动，造成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无比巨大的反对日寇侵略的力量，来置敌寇于死地”。张澜担任民盟主席后，秘密发展了龙云、刘文辉、潘文华等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龙云和潘文华还让自己的儿子龙绳武、潘清洲加入了民盟。发展刘文辉入盟时，张澜对刘文辉说：“我们抗战形势很艰巨，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斗争更加尖锐，你老站在民盟外面不好，应该站进来”。之后一批在军界担任要职的将领先后加入民盟。
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场全世界人民共同面对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张澜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除了在国内要发动民众外，主张抛弃意识形态的分歧，还要“在国际上摆脱孤立，审择良友，联合苏联，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国家”。
他担当重任，领导抗日救亡运动。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张澜万分愤怒，不顾年事已高，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7月23日，经张澜等斡旋，由中共成都地下党领导人车耀先等创办的“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更名而来的“四川民众华联合北抗战后援会”，经与中国国民党省党部谈判，四川地方实力派与国共两党联合组成“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抗”），他挑起了四川省抗战后援会主任的重担，积极领导大后方的抗日组织，为子弟兵的后勤保障呕心沥血。省抗成立后相继组织“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抵制仇货委员会”，开战抗日救亡宣传周，在四川全省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9 月18 日，“省抗”举行“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万人群众大会，张澜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发表讲话，号召大家一致起来抗敌作战，呼吁政府立刻武装民众，彻底开放学生救国运动，彻底查缉日货、肃清汉奸卖国贼，对日实行经济绝交，动员全民族对日抗战。1938 年2 月7 日至13 日，张澜在成都参与、发起和领导了“反侵略运动宣传周”。
他反对投降，积极维护统一战线。在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国内少数汉奸公然散播妥协、投降的言论，暗地里媚日作奸，张澜十分痛恨这一卖国行径。在1938年底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上，他针对汪精卫与敌妥协的谈话，严词责问并严厉批驳他的谬论。会后不久，12 月29 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敌。张澜闻讯后，于1939 年 1 月3 日会同黄炎培等发表《讨汪通电》，通电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年9 月2 日在接受《新蜀报》记者专访时，张澜再次声讨汪精卫，正是在张澜等人的推动下，国民参政会在汪精卫叛国10个月后通过了《声讨汪逆兆铭》的议案。
1939年1月，中国国民党推出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面对中国国民党的分裂行为，张澜心急如焚，气愤填膺，他曾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是好事，为啥子要反它？恨它？还成立啥子‘防共委员会’，这岂不是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么！如真要抗日，就不能反共呀!”怼的老蒋无言以对。
他筹建民盟，坚持抗日民主团结。张澜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期间特别是在皖南事变爆发后，当他认识到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铲除异己的做法是民族国家的大不幸，会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时，他认为应该形成一个中间派的集团，来协调国共之间的冲突，力促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加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统一建国同志会，由于其组织弱小，政治作用难以发挥，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等人认为有必要筹组一个更加严密的政治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加上急需成立中间政治组织的考量，他积极奔走，在1941年3月19日，参与组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最初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张澜被推举为第一届民盟中央主席，在他的带领下民盟成员始终支持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他的领导下，民盟不断的发展壮大，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促进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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